每期邀请一位或一组，素人或明星来到这里，聊个人的生活和经历，谈个体的想法和见解。不代表所有人，更不涉及任何拉踩。
希望这些故事汇总在一起，能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观察视角，带来一些新的思考。
2020年秋天，52岁的春香和60岁的丈夫来到深圳求职，想要在这座高速运转的超级都市找到一份工作，攒下养老钱。
女儿张小满，此时已经在深圳工作快十年。父母的到来，让她和丈夫原本就狭小的房子变得更加逼仄——「客厅没有餐桌，只有三只并排的与电视柜高度平行的方形茶几，我们吃饭、喝茶都在这里，也方便移动。厨房和厕所都只能容下一个人。阳台属于猫和植物。到处都是满的，我们夫妻和父母四个人同时在家时，就会交通拥堵，时常要为猫让道。」
于是，透过母亲的眼睛，小满看到了有序运转的都市背后那些粗糙的手，看到了底层劳动者脆弱的处境，看到了一种庞大而无解的生命消耗。
但与此同时，一种蓬勃的女性生命力也由此生长，劳动被赋予更多的主体意义。逃离农村女性代代相传的命运之后，她们得以通过自己的劳动，步入更广阔的人生。
「我白天在一个严密的系统里做着“螺丝钉”般的工作，在高速运转中印证自己的价值。我在写字楼上班的时候，我知道妈妈也同时在工作。在晚上，她会给我带来跟我职场体验完全不一样的故事。然后我可以在节假日把故事写出来。在疫情纷纷扰扰的社会大背景下，这种合作让我获得一种宁静的秩序。让我感到我不仅仅只有打工一件事可做，在工作之外还可以有自己的“飞地”。」
聆听，讲述，创作，构成了这对母女共同的飞地，也令在系统中麻木运转的我们，看到了一种罕见的真诚。
她念书时，母亲一直在外地打工，只有很少的时候才会回到她身边。在书里，小满写到自己高考后的暑假，和母亲住在矿区的临时工棚里，每天给二十多个工人准备饭菜。只不过彼时的她无心关怀父母在经历什么样强度的工作，她只是迫切地等待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想要“结束在工地又热又脏的日子”。
在此之后的大学生活里，她们也依然维持着这样平淡却疏离的相处模式。考上大学的女儿在一定程度上令母亲满足，而母亲对于自己未曾经历的学习生活也有着无限好奇心。
她会问小满很多私密的问题，比如有没有谈恋爱，有没有喜欢的男生，大学生活是什么样的？彼时年轻的小满没有什么耐心，她总是避开母亲的盘问，敷衍着逃过。
“我这么对待她的时候，她就很生气，会说你现在长大了，翅膀硬了什么的。那就意味着又要有一场冲突了。”
事实上，春香与小满的冲突几乎贯穿始终，区别只在于如何理解安博体育，如何给对方台阶。
她和母亲处于不平等的权力地位中，需要依赖母亲获取学费和生活费。面对母亲的辛劳，她有羞耻和愧疚。但与此同时，青春期特有的敏感又令她无法与粗糙的母亲共情，她会拒绝母亲给自己的校服打补丁。
自己经济独立之后，她开始思考和母亲的关系，也学着从女性的视角、从社会角色的视角去回望母亲。
“我也会碰到很多工作上的问题，那个时候我就会想到我的妈妈，她在工作中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。这时候，其实是一个女性对于另一个女性的看待。”
而当妈妈搬来深圳与她同住之后，这种精神上的理解又会很快地被琐碎生活中的摩擦所取代，再次变成一种无解的纠缠。
春香看不惯小满的花钱方式，不理解为什么要每年花大几千块养猫，在小满拿回装着衣服的快递时皱紧眉头，而当谈起婚育话题时，两种生活观念的碰撞会更为剧烈。
她总会怀疑小满在给她脸色，总是更习惯呆在自己的房间，做饭打扫卫生时总是要征询女儿的意见。当情绪爆发后，母亲总是会说出极端的话。只不过和当年怒斥女儿“翅膀硬了”相反的是，如今她的激烈言语会表现为：“我要回老家。”
自认为“寄人篱下”的妈妈，如今转换身份，变成了亲密关系中敏感和逃遁的那个。
「我跟母亲相处的时间越久，越意识到，是她所经历的过去和所处的恶劣环境让她成为了现在的她保洁。我无法改变母亲认知世界的方式，我也很难改变我自己。」
相较于代际冲突，小满更倾向于认为母女之间的隔阂是性别处境下的冲突差异：“女儿太懂母亲，母亲太懂女儿。”
她们知道怎样戳中对方的心窝子，知道对方内心的软弱在哪里，总擅长一招制敌地指出对方身上的不堪。
但这也正是母女关系之所以复杂困顿的地方，她们在狭小的空间内终日纠缠，时刻抵抗，却又彼此成为，彼此依恋。
她们以一种互相排斥的方式共生，谁也没有办法决定谁的生活，谁也不肯让渡自我的权力。她们是都市丛林中两个谨小慎微的弱者，却也在亲密关系中一次次转换权力地位，一次次重新连接，彼此捍卫，逐渐强硬。
她开始注意到城市卫生清洁背后的人，开始探寻保洁的工作轨迹和工作流程，开始聆听母亲所谈论的附近的世界。
就像是磁带的两面，小满目睹的深圳，是一尘不染的写字楼，相当干净的公厕，窗明几净的公共场所，生机勃勃的绿植。
马桶和小便池常有人不冲水，垃圾篓里的纸巾和卫生间散落一地，马桶盖上有跷脚架手的人留下脏印子母婴，楼梯楼道总有烟头烟灰，地板上和马桶里永远有满地毛发。
「最可怕的是奶茶杯子。母亲在厕所的垃圾桶里处理过无数奶茶杯子，但没有一杯奶茶是真正喝完的。奶茶从杯子里淌出来，粘到垃圾桶的纸上、塑料上，甚至滴到地毯上，变得湿淋淋、黏糊糊。她要用手去把杯子扶正，拿起来放在水龙头下冲洗干净，给垃圾桶换上干净的塑料袋，把洒到的地方用抹布擦干净，这样才不至于让废弃的奶茶液破坏更多地方。」
在一线城市白领随时随地来一杯下午茶的今天，如果不是小满写下这本书，没有人能够想象到，一杯没喝完的奶茶会给保洁员带去如此繁琐复杂的工作量。
有人在厕所隔间里一呆就是几十分钟，怎么也不出来；有人在洗手间里约定见面时间，像是要换工作；有人在楼道里抽烟，一边抽，一边咳嗽；有人坐在电脑前头都顾不上抬，就像是被吸了进去。
「她也发现，年轻人越忙，工位下清扫出的头发就越多，有的女孩工位下常常一次能扫出一小撮。」
小满说，母亲有时会同情现在的这些年轻人。甚至觉得如果年轻人能够有条件躺平，也不是一件坏事。
而小满自己，作为写字楼里忙碌的一员，在更多的时候会与母亲口中的那些年轻人感同身受。
小满在书里多次写到匮乏感，也写到她读书的岁月。穿过农村，穿过小镇，穿过城市。在这个过程里，同龄人总是上学上着上着就消失不见，她在搭车去学校时必须与讲黄段子的乡民共处。
「那时候的我无法理解，为什么人要吃这种苦，为什么从村里到镇上，怎么也走不出被群山包围的恐惧。但这一切似乎也给了我力量，让我更有意识地去读书，让我更坚信知识是有用的。」
与其说是怀抱着出人头地的理想来到深圳，倒不如说，是带着对“陷入泥沼生活”的恐惧逃离农村。
母亲的匮乏感是显性的，她舍不得扔掉任何可以修补的东西，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节省钱财，很少表达自己想要什么，对价格异常敏感。
而她的匮乏感则是隐蔽的：年幼时得不到满足的物欲，需要靠买衣服来完成对匮乏的“复仇”；工作中得不到满足的成就感，也常常需要进行日常的对抗。
他们经历了更多的时代变革，经历了一种波浪式起伏的人生。所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况，都能够很快地接受现状，找寻解法。
这也是为什么，春香可以忍受着脏乱差和异味，一次次把那些污染物收拾干净，让城市回到井然的秩序中，让小满这样的年轻人可以无知无觉地享受着干净的都市。
甚至对于她们来说，能够在城市工作是一种幸福，是她们在家庭中获得话语权的基础。这些来工作的保洁员、清洁工，无法在老家获得经济来源，却被深圳接纳了。
当我们以更广阔的维度来理解这一类老年女性群体之后，我们也可以在匮乏的时代，获得柔韧的力量。
「当我越来越多和母亲聊起她的成长经历，聊起她那曾经经历过又失去的世界，我才发现，母亲的生命虽然被时代挟裹，但并不同频。在母亲的记忆里，她的世界从二十一岁时外婆自杀离世起，便陷入了坍塌状态，直到她自己成为母亲，才又在废墟上重建。她生命里的一切都围绕着“家”这个字展开，她总能记得家庭成员都忘记的那些陈年旧事，让人惊喜。我从进入母亲的记忆开始，尝试去理解一个与女儿分离多年、历经磨难的女性。」
她们会谈到外婆自杀对母亲造成的影响，谈到小满自己选择婚恋对象时母亲的愤恨，谈到母亲嫁给父亲的不甘与落寞。
随着文稿的推进，春香在小满的眼中逐渐立体丰满，显露出生存智慧和抗争精神，带有一种生猛的女性觉醒力量。
“女性其实一直活在一种不安当中，好像对什么事情都无法完全信任。我觉得我妈就一直活在一种抗争、一种不妥协当中。这种东西也带给了我力量。当我处于一成不变的生活，或是处于一个糟糕状态时，我也会选择以一些任性的方式来抗争，来寻找自己的轨道。”
不只是母亲，还有姑姑、外婆、母亲的同事、母亲的故友......当小满带着书写的意识重新回到故土，与那些曾经迫切想要逃离的命运再次交手时，我们能够在她的具体感受里看到叙事权的觉醒，一种个体经验的诉说渴望。
如果放置在宏观的历史来看，春香的故事当然是单薄的，但如果以切身的个人史来看，她的韧性与执念，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个庞大群体荡起的风暴。
小满说：“我觉得很多中老年女性是非常孤独的，一直处在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里。很多母亲会跟我说，觉得被自己女儿嫌弃，觉得自己观念僵化，我是能感受到有一种孤独在她们之中的。那如果能够让她们知道，世界上还有一个叫春香的人，在跟她们经历一样的事情，也许就会让她们觉得自己没那么孤单。”
“我觉得自己是女人。一个写东西的女人，仅此而已。我不认为自己是单一个体的存在，而更是一个经验、社会、历史、性的决定以及语言的总和，并不断地与世界(过去和现在)对话。”
“对于很多表达者或是写作者而言，书写意味着理解，也意味着找到一种自我。当她们开始写下母亲的处境，就好像抵达了母亲的人生，也理解了女性的身份处境。”
